女权主义的漫谈:补充李银河、邵建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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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的漫谈:补充李银河、邵建之争
木野狐-尘末
2013-12-18

这是一篇旧闻,大约写于2012年初秋。因为邵建、李银河之争,突然想到它,其观点可与“恕引”&“恕不引”一文相互补充。

一、女权之漫议

如果女权主义的一个共识是: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那我绝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当然也有部分流派的说辞不同。但“女权主义”这个旗号已经暗示了这个倾向。)

(一)性别划分

我不是女权主义者。
是因为,把所有的人类按照生理性别分为两类,是简单而粗暴的。这种分类方式“顶多”只适用于生理学领域。
把复杂的人性依照生理的不同划出类别,不过是为了获得一个解释世界的稳定感。而这无异于忽视了性格与情智的复杂多变。
这个论断的前提就是所有的女人或女人都是相似的。但显然非也。事实上两个女人的差异甚至可以远远超过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而且,如果认为所有的女性或男性都是相似的,就可以推衍出一个人可以为其他所有人代言的结论。但事实上谁也没有这个权力。任何一个女人都没有权力为全体女性代言。
x器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人的性情?且不说x器官畸形、双x人、激素变化对性格的影响,也不说x取向与x器官可以绝不相关的群体,仅就“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显著差异而言,就可以看出人的个性与x器官并无必然相关。即使有过——那又如何可以证明,这种气质的差别不是因为在人类物质条件较为匮乏的过去而导致的生理因素的决定地位过高?随着男女的教育环境、工作环境、生育环境的不断改变,生理条件对人性所带来的制约只会越来越小。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无视人类的变化,否定未来的无限可能,不过是固守陈规、保守自大的体现。

(二)政治游戏

我相信个体之间生而平等。
但“女人”和“男人”是两个群体概念。群体不是人,而是概念。讨论两个概念之间是否平等,是没有意义的。
群体的概念是政治化的,那么就只能用于政治化领域。
我支持女性做为一个群体概念,来追求或保护政治化的/实际的权益,譬如参政议政,譬如法律公平,譬如工作薪酬,譬如婚姻地位等等。女权在此可以做为一种话语来获得话语权和争取实际权力的合法性。
但企图通过“女权主义”运动来获得“女性”的“人性自由”,只不过走上了一条缘木求鱼的老路。因为但凡强化“女性”的概念,最终都无法绕开“生理特征”。 故而女权主义常有两个倾向,一类是否定女性生理特征,譬如,认为欣赏女性身体是在男权社会中把女性商品化、符号化、剥夺女性独立人格的表现;一类则是肯定“女性生理特征”,例如赞扬女性身体,宣扬女性性解放,甚至认为女性的生理特质优越于男性。
但器官只是器官。身体本身并不会彰显出任何意义。意义都是人为赋予的。给身体赋予意义,无论肯定抑或否定,都只是一场语言的游戏。
我相信人有追求自由的权力。
但女权主义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任何以追求自由为名的群体运动,无论初衷是多么的真诚,随着运动的发展,都会变成对个体自由的限制。女权主义,也不能例外。通过群体运动来追求个人自由(或个人解放),等于放弃了个体对自身命运的责任,或剥夺/压制了个体的决策权。
因此,女权不能泛泛而谈,必须要依据地区、时期、人群、等具体特征来谈论。
也就是说,没有天生女权,女权是一种手段。
就具体的经济、法律等领域,和一些女性压抑严重的国家和地区,我支持并同情动用“女权”的概念。而至于那批和我有相似教育程度、生活背景的女性,借助“女权主义”的旗号来争取“女性”的“个性平等与自由”的行为,我怀疑且鄙弃之。

二、两性之断想

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既然个体之间生来平等,男权社会的道德总是在压制着女性,那为何在几千乃至上万年的时间里,大部分女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被压制?而另一个不得不承认的问题就是,为何整体而言,女性在体力、情绪控制、理性思维等等方面都逊于男性,且这一点呈现出了跨种族、跨文化的一致性?
一直以来,我不得不有一个大胆的猜测,那就是,我们不能否定,女性一度是弱者:那么女性之所以为弱者,并非因为她们是女性;而是,因为它们是弱者,所以它们是女性!
也就是说,考虑到两性性器官相似性的惊人巧合,有可能,在早期,人类是双性的,或起码,不是性别固定的。
在激烈的自然竞争中,体力与智力稍逊的弱者被迫做出了让步,即,她们被迫限制了自身的活动范围,将自身在群体中的功能限定为为群体传递基因的工具。
换个角度而言,也许正是因为某一部分前人类做出了这样的分工,才使得它们节省了自身的能量,而在竞争中得以脱颖而出。而那些性别划分不能明确的族群,最终走向了灭亡。
若如此,其实也就是,女性,是为族群牺牲的弱者。她们因为活动范围的限制,从而也失去了改进体力和发展理性和智力的机会。相应的,在狭小的空间内,感性增强,交流能力增强,这使得她们天性比男性更加忠诚和更依赖群体活动,从而把她们更加稳固地束缚在了这个弱者的性别分工之上。
但为什么这个状况从来没有改变过?难道真得仅仅由于男性的压制吗?
不,是因为女性自身因为弱者的身份而得到了利益。例如,在族群迁徙或遇到敌人的时候,雌性和幼崽往往是被保护的对象。如果弱势的角色反倒对其有利,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改变这个角色设定?
一个群体为整个种群牺牲的事例,我们在动物界很容易发现。不同的是,动物界没有道德,而人类,为了防范个体意识的觉醒,用道德来稳固了这一分工。
一种生物越低级,就会越重视群体活动;反之,个体特征就会越鲜明。女权运动的兴起,便是因为“女性”这个群体特征已妨碍到个体的发展。但当个体权利弱小的时候,可以动用群体的名义来为自己争取;而如果二者达到了一定的平衡,再继续动用群体的名义,只会反过来重新限制个体。
历史中女性几乎生而为弱者,我们完全可以大胆地承认这一点。因为一切都在变化,即使曾如此,女性也没有必要为祖先的某个决定而继续付出代价。可以预见,最终,两性的分类方式会消失殆尽,甚至很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到生理的变化。

我虽然表示不会参与女权运动,但并不等于凡是此类运动或活动都持看客甚至不屑的态度。对于政治运动的口号,起码也要葆有三分冷眼。为了突出倡议者的“新”观点,往往会造成把她们所反对的“旧”观点悉数否定的偏激。但矫枉往往过正,求正常难矫往。如果没有这些邵建虚情假意予之的所谓打前锋的“牺牲”者,未必后来人可以有选择中庸生活的自由。做为一个女权运动的既得利益者,既然我已选择对一切政治活动冷淡,那么就起码不会再继续对其冷嘲热讽的打击。这便是我评析邵建、李银河之争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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